岭保卫战，立过功

“我想通了，这样活着不是个事儿。你这么个大医生，能不能让我不要痛，让我不要痛，困着困着就这样走了，好不好？”说这话的是我叔叔，得胃癌。手术后，一直痛，没日没夜地痛，痛到抽筋，痛到发癫。

这是我见过的最最痛楚的病人。医学有时很靠不牢，也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镇痛剂上去，过一段时间镇痛剂就失去了效果。叔叔的每一天都度日如年，充满了恐惧绝望。

如果活在无底洞一样的疼痛中，那就是人间炼狱，选择这样的走不失是一种上策。我对叔叔说：“试试看，不晓得做不做得到。”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叔叔做的事了。我和他的主管医师商量后，每天根据他的情况调整药物量，用到刚好让他不痛，处于睡眠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的疼痛感明显减轻。精神也好起来，能吃，能平静地交谈，后来叔叔就是在睡眠中安静地走的。

那天阳光透过窗户，直射到他身上，我和堂弟妹一直站在他床边，看着心电图监护仪上的曲线拉直。他脸上没有痛楚，就像睡着一样，渐渐走远，走远，不再醒来。

后来在网上我看到昆明第三医院有个“关怀科”，1996年6月就成立了，做的事情就和我这次为叔叔做的差不多。在临终前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这段时间内减轻病人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这样的治疗又被称为姑息治疗。

临终关怀是国际医学界最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临终关怀不同于安乐死，既不加快也不延迟病人死亡，与以治愈为目的的医疗有很大区别。关怀科的医生更注重病人及家属的感受，以提高临终病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其实这样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样的做法更为人性，与善终也更为接近。

据说上海市正在致力于2015年实现临终关怀舒缓病区全覆盖，如果真能实现，我想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常常会想起一个同事，是一个至死都想活的人。他是医学博士，读了很多年的书，事业刚刚起步，孩子3岁，走那年33岁。

从发病到死亡只有10个月。初时只是痰里有一点点血丝，结果查出来已经是肺癌晚期，全身转移，不能手术。

有天，医院里开课题研讨会，此时他走路都踉踉跄跄的，但不管同事怎么劝阻，他坚持来参加会议。会上，他气喘吁吁地阐述自己对课题的设计和对学科建设的想法。气接不上，停停说说，在场的同事都听得很难过。

咽气前我们去重症监护室看他。他是个相信医学的人，他以为医学一定能够救他，他最后的话是：“给我化疗……我要化疗！”走时，口眼不闭。

虽说现代医学有很多手段可以延长生命，推迟死亡的到来，但是实际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治愈，甚至很多疾病都无医无药。有的人得了病后，满世界地找医生、找药。一个个医生试过去，一种种药吃过去，最后带着遗憾和无助离开世界。

看到这样的病人，有时，我很想对他说，东奔西跑地看医生。消耗的是生命、亲情，有时可能还会是经济上的重负，不如好好地珍惜最后的时光。但是这个话和病人是很难说的。谁愿意等死呢？

在我行医的20多年里，只见过一个人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他是我老乡，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上甘岭保卫战，立过功。后来被划为右派，坐过牢，做过农民。

他得的是直肠癌。手术一年后复发，癌症扩散。不能进食后，他选择停止所有治疗，出院回到老家。他说，这样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回老家，有亲戚、邻居可以聊天，空气好，坐在家门口还可以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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