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标识

端木龙成

精神境界每一寸的升华，都会以牺牲物质世界的一丈为代价。背负着沉重的物质行囊，任何舟筏也无法渡我们到达彼岸。一切企图平衡精神与物质界关系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的，除非我们能以死亡之外的其它方式拥抱别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若要快乐，必然要通过物质的“中介”或者交换，而换来的快乐通常十分短暂，相对于获取置换这份快乐的物质所需的代价，快乐简直比钻石还要贵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快乐方式，任何一个个体的人，无论他多么伟大，都没有资格诋毁或者蔑视别人的快乐方式——总有一些人要为另一些人作祭品，总有一些人将成为历史，而另一些人属于未来。
彼岸仅仅是一种观念，但正是这样的观念支撑着此世界的存在；轮回也仅仅是一种观念，但正是这样的观念使人们彼此参照互相认同。
谁也不能证明在我们这个矛盾对立的时空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反之也没有谁能证明其他的存在方式。
任何一种哲学或思想体系，无一例外都要先确立一种也许更接近于真理的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必须是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善的观念”。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观念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灭亡”的观念，它同时对永恒提出了疑问。也就是说，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过的一切，都将随着“灭亡”而烟消云散。如果“灭亡”的观念可以成立，或者足以确立其“相对真理”的地位，那么永恒作为一种观念就不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而同这个“伪”相对的，必然是一个“真”的观念和规律——物质是第一性的，除了物质我们一无所有；物质是第一性的，除了物质没有其他的什么存在能够阻碍我们的发展。
对于一个固执的唯物者来说，“反规律”是不可能的，因此，“灭亡”观念就堂而皇之地成了真理——本已悲观的此岸世界，又失去了彼岸这一最后的寄托。浩瀚的宇宙、广袤的星空不再是“诗意的世界”，它注定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坟场。历史本来将走向永恒，但是现在它已经趋于死寂。所谓的真假善恶是非成败全部失去原有的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一个受害人或者垂死者的名义寻求自我保护，争取更多的享有物质资料的权利。若干年后，强权和暴力将成为真理的代言人，德高望重的同义词就是十恶不赦……
现代中国，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胜过了任何源远流长的宗教。一个德国人发现了一种真理，他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它第一次出现，是以幽灵的状态在欧洲徘徊——浪漫的法国人用成千上万人的热血染红了贝尔拉雪兹公墓的草地，这是悲剧；它第二次出现，是以匪寇的形式步入政治舞台——俄国、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是黑色幽默式的喜剧；它第三次出现，是以马戏团的面目环球表演，这是闹剧。除了格瓦拉，没有人配称革命者，因为短短的几十年，从斯大林到卡斯特罗的所有革命家，无一例外都蜕变为最无耻的政客。我们有理由怀疑，革命到底是一种以慈悲为名义的拯救，还是以独裁为目的的手段？
在中国，二战夺走了至少3000万人的生命；国内战争又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朝鲜战争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也已经超过60万；其后连番的政治运动又使社会精英阶层锐减了至少二分之一。阶级斗争取代了等级秩序，革命取代了生活，欧洲片段文明的一小部分挤垮了中国人耗费了几千年构建起来的观念之塔。这塔里不只有剥削和压迫，还有文化体系和知识结构。可是知识分子中的热血青年们为了追求一种近乎真理式的善良，放一把火烧掉了先人的塔，并“忠诚”地守在废墟上，提一支破水桶以防死灰复燃。
老舍死了，邓拓死了，那么多人死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郭沫若这样的“屈原”，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东方朔”。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一夜之间，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无数的“专家”、“榜样”、“典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曾经是文盲，但是，他们“思想好”。白天，他们用傻瓜式的毛氏马克思主义战天斗地，不数钞票，不谈恋爱，不懂基本的性健康知识；夜晚，他们像宗教徒做晚课一样虔诚地学习语录，然后随便想象着哪一张面孔手淫之后鼾然睡去……这样的人乱纷纷地从田间矿场走来，代表了时代的狂飙。他们随心所欲地撕毁《圣经》、掀翻佛龛，骂自己的母亲蠢得像猪；他们肆无忌惮地撕掉孩子手中的文学名著，用最高指示溺毙一切向往。现在，这些人大都成为社会中坚，他们毫无顾忌地把不属于自己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腰包，与法律“斗智斗勇”；他们毫无愧疚地挥舞着某某党校颁发的毕业文凭大谈社会改革，却始终没有读过《资本论》。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愚弄：我们都有正常的智商，可是我们在那些并非善意的误导下，居然以为自己比孔子、佛陀、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更睿智。我们咒骂笛卡尔和康德，蔑视黑格尔和叔本华，把尼采和弗洛伊德看作发了疯的小丑——不为别的，因为马克思是真理的化身，而真理只能有一个——马克思是我们的导师，而其他人都在为地主和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曾经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一个人居然爱他的敌人，没有别的解释，要么他弱智，要么是叛徒。）我们当然不能仅仅止于反对和辱骂，我们打击了所有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哪怕他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已经惯于把“心”看作敌人或者仆役，以致每每摆出一副洞明世事的嘴脸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君不见当代中国的“文明人”哪一个看起来不是聪明绝顶学富五车！我们的民族素质似乎一夜之间便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在这模糊的表象后面不难发现，我们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去迎合别人的智慧，并尽量使自己看起来也同样有智慧——其实，我们是一群傻逼！事实正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十年文革造就了千百万韬略大师”。这已经不是可悲的问题，它简直就是一种恐怖。
初读《复活》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到处搜罗精美文笔的“文学青年”，我的思想意识还不属于我自己，我的头脑中镶着一支充满“病毒”的芯片，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好像清晨街边乞丐的口袋。后来我读到《癌症楼》，觉得心底有一股抑郁之气不得舒张——我重读了《复活》，从涅赫留多夫和玛斯洛娃身上找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源头。这一次，我被托翁的“精美文笔”震撼了，作品中的形象和情节，已经决不仅仅是刺激一下我的鼻腔黏膜而已，我甚至想以头抢地痛哭一场，然后，倘若这社会具有像人一样可感的肉体，我便操刀猛冲，直刺到刀锋卷钝……
我读到了我自己……
从托翁到索尔仁尼琴这段时期的俄国历史与相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极其相似，但是俄国有列宁以理性的态度保护托尔斯泰的伟大（尽管他也有自己的立场）；有叶利钦亲笔写信请求索尔仁尼琴返回祖国，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伟人”，这或许正是中国只有浩然这样的怪胎受宠，却难得有人拽一把老舍的重要原因吧……
中国有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后一缕香烟灭绝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文化将形同一具珠光宝气干尸一样，仅供观瞻。
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已经不再把铁肩担道义视作妙手著文章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油头粉面、虚伪造作，当你为了生存不得不迎合他时，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妓女，正在不情愿地卖身给它。你可以守身如玉，但是它会强奸你，让你的灵魂为肉体的堕落而痛苦不堪。
只有当你亲历过那样的生活，并具备了足以辨别是非的能力时，你才会悲从中来泪如雨下，才会重新去寻觅可以使我们的灵魂走上复活之路的标识。你如同面对着一位把爱滋病毒遗传给你的生身母亲，不能恨她，也找不到爱的理由。只有轮回的观念可以让我们解脱，所谓“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维吉尔说，“爱征服一切”，我终于懂得了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请他做地狱的向导。我开始尝试去爱，发现这世上只有爱是永不会被剥夺的，爱就是复活的标识！

端木龙成

人性其实及其复杂，很多事情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唉！人得先活命啊……

端木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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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这篇稿子是很多年以前写的日记的一部分，那时候单纯，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了——人通常是越活越复杂，活到人本身无法承受的时候，也就该挂了，宗教徒在某些方面的伟大正在于此——基督愿意以一身承受全世界的痛苦；佛陀愿意以自己的付出和牺牲为例劝导世人——这种伟大是无以言表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拳击亦如此，阿里和泰森的伟大正是因为他们或正或负、或有意或无意，都在以自身为实例“劝诫”世人，拳击只是其灵魂的外化形式，阿里和泰森从这个角度说，同凡高、塞尚，同巴顿、隆美尔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换成普通人也一样，不论做什么，精神层面的强势才是真强，灵魂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力量。霍金如是，胜凡人百倍有余……
  反面的也一样，出身与唐金一样的人成千上万，唐金只有一个，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他的伟大都是不容怀疑的，尽管世人多半并不理解……我宁愿跟随一位天才的希特勒去正大光明地做恶，然后义无反顾地下地狱；却不会选择以慈悲和拯救的名义做“君子”们的首领……

王者胜

“唐金的伟大是不容怀疑的”，说的太好了！
没有唐金的职业拳击，真的无法想象。
在职业拳击的王国里，唐金完全配的上“KING”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