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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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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王小波写过一本《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可是中国人真的沉默吗?你看,在酒店里,有多少人旁若无人地大讲处世哲学,高谈人心向背,标榜自己清正义气。在公共汽车上,总有一些人旁若无人地纵论社会人生,以及形形色色、旁门左道的人际关系,中国人似乎人人都是哲学家。中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对当下时政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评论,也都能对生活观念及态度道出一番颇高明的见解。这个时候中国人好像是不沉默的。
可是,一摊开报纸,一打开电视,一些新闻扑面而来:矿难连连,死伤数十成百,人们已然习惯沉默;贪官累累,攫取千万上亿,人们也不再觉得惊奇;造假能发财,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处处星火燎原,每个人都像是看客;电视娱乐怪相;真话妨碍实利,谎话铺天盖地……中国人似乎早就对这些事情麻木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哪,沉默与不沉默都同样没有价值!”
中国人的看客心态
记得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的一段内容,当革命烈士被当局杀头时,无数的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同情,而是伸长脖子看热闹。每一个中国人想必都一定对那些围观者嗤之以鼻,痛骂之。那为何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这样的情景还是屡见不鲜呢?
看看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吧:“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五龄童失足落入冰冷臭水塘,围观者上百无人施救”;还有“男子天桥上欲轻生,围观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费时间”这样的报道。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故事,一个女司机在被歹徒胁迫时,全车乘客竟无一人伸出援手,甚至还有人起哄,最终惨遭强暴。伤心欲绝的她痛恨这群懦弱的“观众”,于是将车冲向了悬崖。这一幕不正是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中国人的看客心理,然而几十年过去,今天看客依旧尤存,而且似乎更多,更麻木不仁。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沉默?
事实上,在公共场合尽量保持沉默,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终身奉行的赖以明哲保身的潜规则之一。翻开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屠杀,比如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株连九族之类的**,对于中国人民就造成了长期的选择压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于正义感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杀身之祸。而那些唯唯诺诺的懦夫、奴才和顺民则可以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压环境,在这种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生存和繁衍下来。经过几千年的基因筛选,现在的
中国人几乎都变成了懦夫、奴才和顺民的后代。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其实就是生存文化。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好死不如赖活”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就是中国生存文化的真实见证。放眼看去,今日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不缺高耸入云的广轩楼;不缺异花珍草的锦绣园;不缺笙歌曼舞的酒肉林;不缺昏昏噩噩的官僚群;不缺阿谀逢迎的陈词烂调……甚至就连大熊猫也还能保护下来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却成了最希缺的资源,缺乏“文明、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土壤已经变成一片荒漠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们喝着皮革奶,吃着皮革做的胶囊,喝着三聚氰胺奶粉,饭店里用着地沟油,福尔马林浸泡的马铃薯,染过颜色的蔬菜......吃的不行,住的行吗?如此高耸的房价,我们却能够看到无数的“豆腐渣”;住的不行,出门行吗?走在斑马线上,那些用“70码”疯狂开过的汽车惊得我们一生冷汗,坐动车怕追尾,开车出去怕路陷和“侧滑”......但是面对这些,我想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从前,我们时常要质问我们的父辈,在黑白颠倒、人性变异的疯狂年代——比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为什么不发声?你们不生气吗?你们的良心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我们都记得那个杨白劳的故事:杨白劳被黄世仁欺骗,卖了自己的女儿抵债,最后只好自己自杀,而他的女儿无依无靠,落入了火坑。他甚至从来就没有想过到拿把刀去砍死黄世仁。有人说,砍不死黄世仁,砍死他的孩子也可以嘛。但是没有,中国人是宁可自杀也不反抗的。你逼他,你打他,他只知道自杀,却不知道反抗。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说,你惹我生气了,他们习惯了保持沉默。
沉默的代价
但是沉默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因为好人每一次的退让,都是在降低恶人做恶的成本;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扩大谎言的范畴;每一次的冷漠,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每一次的默许,都是在助长暴力的发生;每一次的回避,都是在创造苦难的轮回;每一次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是在纵容更大的伤害。
恶有多大,沉默就有多可怕。这一切像美国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上写的那样:“当初他们(纳粹)杀某党党员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党员;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该生气的时候要生气
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是的,该生气时不生气,该维权时不维权,该较真时不较真,结果,不仅自己的权益无法捍卫,长久下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就会缺乏痛感,就会产生钝感,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我们的生态状况就会不进反退。
或许,我们都应该向李敖之女李文学习公民意识,她定居大陆后,当信用卡不能刷,她宁愿花上几百块电话费也要了解真相;被狼狗骚扰,她要投诉;邻居的公鸡打鸣,她严词抗议;业主在小区里内衣外晾、在草坪上种菜等行为,她也予以交涉……有人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李文并不觉得这是小事,她事事较真的原因极其简单:“编织人们共同价值观念的经纬,建设一个让国民享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社会,不知道要比造大马路、大立交桥、大广场艰难多少倍。”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的理由。因为,只有正义不沉默时,邪恶才能销声匿迹。
还记得在电影《勇敢的心》的结尾,当象征**的法催促行刑前的华莱士请求宽恕时,华莱士却高声喊出“Freedom”,声嘶力竭,振聋发聩。历史上华莱士是否如此不可考,但他喜欢这样一首诗:告诉你,我的孩子,在你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记住: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我所理解真正的自由,正如康德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文/风青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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